《再见 南屏晚钟》2019

导演、编剧：相梓 / 主演：南吉、娜仁花

 

　　南屏晚钟，西湖十景之一，需要用心去听才能感受到的美景，佛国清音、悠远清扬；《南屏晚钟》，一首老歌，讲述了一位少女走出青涩初恋的故事；《再见，南屏晚钟》，相梓导演的作品，被贴上了“中国第一部同妻题材电影”的标签，尽管导演一再强调这不是她的创作本意，却始终观点不一、热议不断。为什么是南屏晚钟？为什么要和南屏晚钟说声再见？相梓说，“如果你有一个不得不讲的故事，你一定要拍出来，不管多少人给你分析出多少问题。”

　　在这样一部个人色彩很浓的电影里，我们究竟能看到怎样的不同人生？“《再见 南屏晚钟》是源于崔萍在1958年的同名歌曲，歌曲描述一位少女在密林深处寻觅相约的恋人，却未能找到恋人的踪迹，直到晚风送钟声入耳，她走出森林，只看到夕阳，所有爱侣的情绪都是难以捉摸的。我清楚并不是所有的中国观众都了解这首歌，更不要说外国观众了。所以我用了西班牙画家Jean Miró的一幅画——《犬吠月》（Dog Barking at the Moon）。画面中有暗夜，有月亮，有狗，旁侧还有梯子。月亮对犬吠闻若未闻。狗如果跳上梯子靠近月亮，月亮是否会理睬它呢？这个名称不是百分之百对应中文片名的意象，但已经很接近了。”

——《再见 南屏晚钟》导演  相梓

 

01、骗不了自己，也骗不了别人

　　影片伴随着《南屏晚钟》的歌声开始：明亮的宿舍，少女时期的“母亲”李久梅与另一位女孩刘媛，同住一间屋子，共用一条毛巾，一起消磨安静的时光，无言的亲密在两人之间悄悄流动……但李久梅克制了自己的情绪，按部就班地与“父亲”黄涛恋爱结婚生子，过起了符合传统观念的、平淡的婚姻生活。然而，这份平淡却被“父亲”黄涛打破了。原来，黄涛是一位同性恋者。结婚，只不过是遮人耳目的保护；本心的召唤，才是不变的真爱。

　　母亲李久梅认为，丈夫这是病，把怒火发泄到女儿身上，一直嘟囔着离婚，一面又拖着，终因心理不堪重负加入了邪教；父亲沉默寡言，软弱逃避，不问家里的事情，但一次又一次地同性出轨；女儿早熟、忧郁，缺少父母的爱，选择出国，并嫁给一位外国人，试图远离这个破碎的家庭。

　　表面上看去，这是一个女人用尽浑身解数，折腾了半辈子的婚姻保卫战，但其实，抛开她的妻子和母亲身份，她只是李久梅，用半生的时间对抗命运，却终因无法直面真实的自己，而陷于癫狂。为什么李久梅那么疯狂的、一定要跟黄涛耗到地老天荒、油尽灯枯？为什么非得千方百计地要“帮助”他除去这个“病”？说到底，这是她自己的心病。年轻的李久梅真的爱黄涛吗？是真的想和他结婚吗？当她与闺蜜刘媛媛同处一室，看书、剪指甲、看掌纹，以及两人在山崖边的对话，尽管镜头不多，但答案十分明了：李久梅真正爱的，她一直不敢面对的内心的情感和爱，是刘媛媛。

　　只不过，李久梅顺从了所谓的传统观念，觉得自己应该“凑合”着去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也许，在后来漫长的岁月里，李久梅会想起曾经的刘媛媛和自己，但是，在自己的婚姻中，她却不能容忍丈夫另类的背叛。因为，她认为是罪、是病，应该被救赎的，可能不仅仅是自己的丈夫，更是她自己。内心深处的恐惧和怨恨，一方面是不甘于被丈夫欺骗而苦守婚姻，另一方面可能是害怕面对自己内心深处曾经的爱和选择，更可能还有一种“凭什么他可以，而我却不能”的不满与愤懑。

 

02、爱恨交融，母亲与女儿的羁绊

 

　　“基因”与“血缘”虽为同义词，文化意义却迥然相异。前者只意味着遗传学上的客观联结，后者则象征社会伦理学的主观意义，其中暗含彼此之间不容置疑的责任与爱。 有人说女儿是母亲的软肋和盔甲，对于影片中的“女儿”黄筱萸来说，反之亦然。出生在这样的家庭里，她懂事很早，因为必须察言观色才能生存下去。她也许是片中唯一让人觉得有光、有希望的角色，她也是让观众在压抑和窒息中，得到喘息的机会，甚至也会产生反思。

　　成熟的心智，也许是天生，但更多是在微妙家庭关系中被催生。她不得不学会自我保护，同时，她为自己创造了另一个精神世界，在那个世界里，她可以通过阅读与写作滋养灵魂，她的独立人格，有了栖居之地，受了伤便躲进去，好比修炼疗伤，纵使筋骨断折，在血泪咬牙中，耐心等待，隐秘地成长着。她对于家庭矛盾的裹挟，不再困倦：对于父亲敷衍的解释，不再追问；对于母亲无端的指责，她无惧抗争。但唯独面对一种情况，会偶尔溃败，那就是每当面对母亲怒气冲冲的哀求，黄筱萸骨子里“粘合剂”的责任感，让她无法放任不管。

　　因为这个角色，除了疏离、克制、冷静和清醒，还带着很多的深情和爱。黄筱萸没有失去眼睛里的光，也没有延续母亲的极端，她是温暖而成熟的。当然前提是，需要早早的离开家，给尚未稳固的自我，更多的空间和时间。尼采不是说过么：“你必须是大海。才能接受一条污水河而不自不至自污。”等到时机成熟，她才能、才敢，再次回到母亲身边，用比小时候更加坚固的内核、包容的深情，来面对她。她需要坚强地扛过一段血雨腥风，最终等来和母亲心平气和地坐在沙发上，安静地聊天，从未有过的坦诚，从未有过的平和。

　　故事的最后，母女是否和解不再重要，最重要的是，李久梅终于诚实面对自己，与自己和解。因为如果她不与自己和解，不原谅自己，又如何同他人和解呢？而在这个最特别的时刻，这最后一段的激烈过程，女儿黄筱萸作为母亲的陪伴者、见证者，她会做出什么反应，是非常关键的。如果演员诠释用力，越过观众，观众是不会感受到人物内心的激荡，可如果平淡带过，则会让人怅然若失。所以饰演黄筱萸的演员南吉，在那场戏做了一个重要的临场发挥。经过拍片期间的相处，南吉已经非常明白导演相梓在这个时刻需要的是“守住情绪不要宣泄，全部留给观众”。

　　同时，在拍摄前她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去读”黄筱萸”读的书，看她看的电影，甚至日夜都带着假孕肚去体会黄筱萸的身心。所以，无论是对导演相梓，还是相梓的”原型人物”黄筱萸，南吉已经与她们的一部分融合了，她就是她们，她知道她们如果面对这样的情景，会怎么做。于是，南吉选择了一个非常”黄筱萸”的方式，也就是观众们最终看到的一幕——

　　母女俩并肩坐在沙发上，没有眼神接触，母亲用平淡而普通的语气，向女儿诉说起那个内心深处最大的秘密，在这样激荡的时刻，却是全片最祥和的时刻，暗流涌动，欲言又止，千言万语全都汇聚到黄筱萸那只“想要伸出去，却又收回的手”。没有哭喊与眼泪，但是心已经撕碎了。

 

03、尾声，最后的圆舞曲

 

　　最后，关于为什么导演要安排李久梅拉灭了那盏灯，导演相梓认为，这个问题她不应回答，这是留给观众去思考的。因为文艺作品没有标准答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解读。电影也好，文学或当代艺术作品也罢，观众或读者从不觉得需要一个标准答案，见仁见智。而创作者的目的之一，是引发众人思考讨论。

　　那么，就让我们代替导演做一番思考吧。从光影回到现实，当身边有人打着爱与义务的大旗，拼了命地阻止你或劝导你做某事，有没有可能他阻止或劝导的，是自己呢？最后的圆舞曲既是开头南屏晚钟的响应，更是对何为“再见”的回应。在歌曲《南屏晚钟》里，饱受相思之苦的女孩“走出了丛丛森林，又看到了夕阳红”。不仅是她年轻，还有选择的机会，更重要的是，她懂得了放下。

　　电影《再见，南屏晚钟》里的母亲之所以始终走不出自己为自己设好的那个局，是因为她纠结于他人的眼光与评说。如果她能对过往的自己说“再见”，就会明白，在生活中多一份理解，多一些宽容，自己的生活就会多一些和谐，多一些亮丽。在女儿黄筱萸身上，我们看到了希望，尤其是小宝宝的出生，让我们看到了新生活的曙光。

 

“我其实早已放下《再见南屏晚钟》，任由它恣意生长。它同何人，以何方式，因何机缘建立联系，都是它的造化，与我无关。我曾说过，我不觉得我是导演，我觉得我是一个精神庇护所的建造者，为身在逆旅的苦闷行人提供休憩之地。”  ——相梓

 

 

– THE END –

特别顾问｜探花

文字 | 大吉编辑部

图片 | 《再见 南屏晚钟》官方、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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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球》/ 2019年 / 编剧、导演：万玛才旦

 

大概是我在北京电影学院上学时的一个秋天，我去中央民族大学，在中关村那边，看到街上飘着一个红气球，觉得那个意象特别美，特别有电影感。之后我就开始展开想象，慢慢就联想到了白色的“气球”。因为小时候也经常能遇到或听到这样的事情，就是孩子把大人用的避孕套吹成“气球”来玩。有了这样一个关联，故事就成形了，没过多久我就把《气球》剧本写出来了。——万玛才旦

 

　　这是一部讲述“信仰与现实”的电影，当这二者以“to be ，or not to be”的面貌，放在一个藏族家庭、一位年轻女性的面前时，平实、冷静的镜头里涌动的，是对往生轮回的敬畏，对生命爱情的憧憬，是现实困境中的抉择，女性意识的自我觉醒。影片尚未上映，便获第76届威尼斯电影节地平线单元奖、2019亚太电影奖最佳影片提名；上映后，它便拿下了豆瓣7.9的高分，引发观众的思考和热议；影片导演万玛才旦也因此获得第23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电影频道传媒大奖的最受传媒关注编剧奖和最受传媒关注导演奖。

　　这部电影就是《气球》，它带领我们去了解澄净的蓝天下、宏伟的建筑之外，更为广阔、更有质感的藏地，去感受藏族民众更真实的状态：生与死、爱与恨，触手可及的生活，玄幻神秘的梦境。

 

关于故事：一位女性的生育困境

　　电影《气球》的主线故事很简单，讲的是在90年代中后期的藏区，两个藏族孩子将父母的避孕套当气球玩耍，导致母亲卓嘎意外怀孕。在当时计划生育政策下，如果坚持生育，将面临罚款，会给家庭带来比较重的经济负担……然而就在此时，孩子们的爷爷突然去世了，在藏族传统文化里，卓嘎肚子里的孩子被认为是突然去世的爷爷的转世……不生还是生，现实与信仰，一家人、尤其是卓嘎陷入了尴尬而又难以抉择的境地。

　　影片还有一条副线，卓嘎的妹妹、卓玛。在影片含蓄的描述中，卓玛似乎曾有过堕胎的人生波折，因此遁入空门以求救赎。然而，当她听说前男友以他俩的故事写了一本书后，内心的平静被打破……

　　对于卓玛这条线，导演万玛才旦是这样说的：通过妹妹这个角色，我觉得更能理解姐姐的处境。她们两个以及电影中的其他每个人物，一方面有受害者的身份，另一方面可能又是一个施暴者。就是像妹妹也是，她经历过情感方面事情，应该能理解姐姐面临的状况的。但是当遇到宗教的时候，当上升到信仰层面，她也会站到信仰的一方。随着故事的发展，妹妹卓玛在经历了火中取书这种近似自我折磨的挣扎后，内心终于重归平静，返回了寺庙。

　　姐姐卓嘎冲破现实的矛盾和内心的纠葛，终于鼓起勇气，自己做主走上了手术台……可是，丈夫和儿子突然闯入，面对亲情恳求的压力，卓嘎究竟又会如何抉择？影片没有给出答案，留下了一个开放的空间。但是，气球终究无外乎三种结局：一是挣脱羁绊飞向更广阔的天空；二是因为内在或外在的压力爆炸而化作碎片；三是鼓起的气慢慢泄掉变成干瘪的皮囊。影片里的红气球最终会是怎样一个结局？相信每一位观影者都有自己的答案。但是，不管卓嘎最终如何选择，通过影片的呈现，我们感受到的是：尽管人生的底色是无常与苍凉，但仍要常怀同情和悲悯。

 

关于角色：“人物一旦成型，会跟着命运走”

　　这部电影的绝对主角是女性，所以很自然被很多人认为是一部“女权主义”作品。万玛才旦导演本人却认为，同情和支持，当然是有，但这样的情绪，未必非要贴一张时下流行的“标签”。说起来，片中的女主角卓嘎，是有一些觉醒的，但带着孤立无援和胆怯，所以她必然不是跳起来跟所有人抗争，用激烈的方式去对抗。这种觉醒很隐秘、很柔软。所以当丈夫和儿子冲到医院，破门而入，一番劝说之后，躺在手术台上的她，眼中噙满了泪。

　　而作为男性，万玛才旦导演了解女性的方法是“观察”，观察家人、姐妹、朋友、邻居们的生活。从细节中提取经验，发现共性，换位思考再感同身受，这可能也是一种悄然无声走进女性并感受群体命运的方法。据说，在《气球》的拍摄现场，万玛才旦导演偶尔会“随机进行”。在保证了人物连贯性、影片节奏以及初衷基调的基础上，万玛才旦导演鼓励经由成片展现出来的部分。万玛才旦导演不会因为“创作者”身份，用上帝视角大包大揽地安排人物命运。他相信自己作品中的每个人物，相信他们会自由选择命运，“人物一旦成型了，就会跟着他自己的命运去走。”

 

关于梦境：“电影的本质是一场梦”

　　梦是人类最古老的美学，中国有周公解梦，西方有弗洛伊德释梦。万玛才旦导演认为，“电影的本质是一场梦”。《气球》中有好几场“梦”：“梦中捉痣”，兄弟俩揭下哥哥的痣，哥哥怎么都追不上他们；爷爷去世后转世为人，这件事“托梦”给儿媳妇。

　　这两个梦的指向是相似的，那就是轮回的概念。奶奶去世后变成了哥哥，爷爷去世后要变成未出生的胎儿，这是一种淳朴的“家”的概念。另外，电影中出现的“和睦四瑞”是藏传佛教绘画，上面画的是大象、猴子、兔子和鸟叠在一起的图景，这幅画常常挂于藏民家中，象征家庭和睦，同时也暗示了主题：时间无始无尽，往复循环。这些超现实片段，形成了一种游走于日常和梦幻之间的魔幻现实主义风格，当与日常现实形成复调的时候，增添了一种迷人的诗意，藏地的神秘、悠远与寂寥，在这一刻表露无疑。

 

– THE END –

特别顾问 | 探花
文字 | 大吉编辑部
图片 | 《气球》官方剧照及海报

编者按：“大吉影单”将陆续分享大吉合作影人的优秀电影作品。在这里，您将获取观点独特的影片解读，以及鲜为人知的幕后历程。也许是一家之见，但绝对有料！

 

《春梦》 2016年 编剧、导演：张律

　　一直记得港片《纵横四海》里，周润发面对张国荣、钟楚红恶作剧驾车远去的背影，无奈而又戏谑道：祝你们春梦了无痕哪！多年后，一部名叫《春梦》的电影不合时宜、却又恰到好处地不期而至。手持跟拍，黑白影调，边缘题材，无不散发着文艺电影浓郁的气息：散漫、慵懒中，蠢蠢欲动着某种欲说还休的深刻。

　　导演张律，中国朝鲜族人，在延边出生、长大，近年把事业的重心转向韩国，却始终坚持从自己的生活出发去讲故事，这就意味着在地缘文化背景等影响下，他的故事注定与众不同。因此，在他编织的这场《春梦》里，有暧昧，有死亡，有思念，还有几分洪尚秀式的尴尬——原来，事如春梦，心底留痕。

　　在张律导演的电影世界，从来都不要指望寻找到什么“意义”，要放下脑子，让思维暂时休息。只需用心，不要用力，他会领着你，进入他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时空可能会错乱，或光怪陆离，或影影绰绰，让人分不清真实与梦境，但越放松，就会越清晰地感知他想要表达什么，这部《春梦》便是如此。如同情景剧一般，电影的空间背景主要在水色洞和上岩洞。两区域虽然被一条地下通道连接，但一路之隔却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在张律导演的电影里，经常出现“异托邦”，从之前的《庆州》，再到这部《春梦》。所谓“异托邦”，参照福柯的定义来讲，是一种兼具日常空间和超现实空间的情境，两者可以相互交叠、相互渗透。“异托邦”是实际存在的，但对它的理解，要借助于想象力，这一点，张律导演放手交给观众。

　　《春梦》里的“异托邦”，是一个叫做“수색역”的地方，翻译成中文就是“水色洞”，这个名字非常漂亮——水就是“水”，色就是“颜色”，可是，水是没有颜色的，而那个地方却叫“水的颜色”，这个兼具日常和超现实的空间，是张律导演拍《春梦》的灵感起源。根据“空间”产生灵感，也是他的习惯。

　　当时，张律导演住在上岩洞的DMC附近，电影中出现的韩国电影资料院（KOFA）也位于这片区域。此处集聚了MBC、KBS等多家电视台，也是媒体人经常出没的地点。在导演看来，这里并非生活居住之处，人们的表情如同僵尸，上班下班十分匆忙。路对面的水色洞则相反，是一个旧式的充满人情的小社区，在人们的脸上能看得到喜怒哀乐。张律平时经常到水色活动，相比DMC，他更喜欢水色洞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传统生活的气息。

　　《春梦》里，四人天台喝酒的那场戏，益准趴在天台栏杆，看着对面的现代化大楼：“我可不喜欢那里，一点人情味没有”，艺璃打趣她的房东：“钟彬的老爸要是有眼光，当时应该在对面买房，不该在水色洞”。傻乎乎的钟彬，耿直答道：“当时那一片都是垃圾场，臭的要命。”这时，庭凡献殷情的机会来了：“要是钟彬老爸当时在对面买了房，我们就遇不到艺璃了啊！”原本谈论房子、生活的现实话题，因为这句话又把暧昧的氛围拉满。

　　生活在水色洞的他们，总是这样漫不经心地谈论水色洞，对它既嫌弃又依赖，偶尔讨论着去远方，但好像又离不开。当一个人对一个地方，有了如此矛盾的心情，也许就是把这里当成了家。的确，水色洞这个地方，破败老旧，一切都是灰蒙蒙的，了无生气。但影片中的人物们，因为有了彼此，在黯淡无望的生活里，才有了微弱的光。男人们挣扎在自己的渺小命运中，苦笑着自嘲“我们都是一样的蠢货”，和艺璃待在一起的时光，斗嘴打闹、争风吃醋，却是难得的美好。就像三个男人在澡堂里，唱的那首歌：“虽然是流逝的时光，永远都不会被遗忘。”

 　　都说三个女人一台戏。那三个男人碰到一起，又同时恋上同一个女人呢？男人们中，老大益俊是个刀子嘴、豆腐心的小混混；老幺钟彬是女主角的房东；沉默寡言的庭凡受尽“欺负”，时常遭到其他二人言语上的嘲讽。至于四个人中唯一的女人，也是本片绝对的主角，则是独自经营着小酒馆、照顾瘫痪父亲且颇有几分姿色的艺璃。益俊、钟彬和庭凡，用艺璃的话说，就是“她的男人们”。

　　三个男人共同喜欢着艺璃，非但终日相随，还在大事小情上不遗余力地施与帮助。对于此，艺璃拒绝表态，任由暧昧持续。奇怪的是，他们极少对艺璃不置可否的态度流露不满。四个人吵吵闹闹地相互扶持，久而久之，彼此间竟形成了一种微妙的气场。

　　就这样，三个男人并排坐在女神对面，花样百出地讨好着，表面上是雄性竞争，实则更像是几个孩童嬉戏打闹，还有几分天真。直到最后，艺璃真的吻了“混混”，真让“傻子”摸自己胸的时候，他们反而像是吓到僵硬的小羊羔，紧张而不知所措。借着三男一女的形式，导演另辟蹊径，揭示了一个“围城”里的生存困境。影片在30分钟艺璃第一次独舞时才出片名，从黑白摄影中浅淡的绿色滤镜到海报上由草绿渲染的片名，到处都在暗示着，这确乎是一场“春”梦。在黑白之间的灰色地带里，点点绿意若隐若现，蠢蠢欲动，似乎象征着边缘人突破重围的决心。但它晦暗至极，在命运的抗争中有心无力，奄奄一息。

　　而随着艺璃的离世，三个男人的生活只会更加艰难。他们终日游荡，无所事事，唯有在小酒馆可以苟且偷安，在调笑间享受地位的平等。某种程度上，与其说男人们是围绕在艺璃身边的守护神，倒不如说艺璃才是他们的精神支柱。最终，当人们从梦中醒来，恢复的色彩仅仅属于作为观看者的我们，对故事里的男人们而言，艺璃的离世足以带走世界全部的纷繁。

　　至于艺璃，作为移民，生活没有支点、精神在虚空漂浮，由身到心孑然一身，在命运面前没有丝毫抵抗的能力。若论造化弄人，艺璃必定是最大的受害者。她素来信命，她说，运气好的人才能看到长白山天池，而她从未实现这个愿望。后来，她又通过占卦得知了自己早逝的命数，并在路边的衣柜里默默地祷告。表面看来是艺璃架构起了男人们关于过往的美梦，其实也暗指着艺璃一直以来企图摆脱，并一厢情愿地说服自己不去相信的梦靥。人们在梦里逃避现实，在现实里追思梦境，梦和现实互为表里，让人怅然回味。

　　春梦，既是生者对死者的梦，也是困顿者对另一种人生的梦，更是异乡人对家乡的梦。《春梦》里的人们，就跟阳光照射下的每一个人一样，无所谓美也无所谓丑，昨天，今天，明天，对他们而言，只是名词变换，是四季轮回也是千篇一律。

 

“不要用那样悲伤的目光 看着我

虽然是已逝去的日子 但并不会被忘却 ”

——山之音乐队《透过窗外想起久远的事》

（《春梦》插曲）

– THE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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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 | 大吉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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