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吉关注｜《肃杀》：当一切坚固烟消云散

小说的开头，介绍“我父亲”的下岗身份，目前谋生的营生，虽然辛苦但也有希望，否则不会每天早晨都“不锈钢盆接满温水，仔细擦一遍车”，最近网络流行一个说法，如果一个人每天早上一睁眼想的是今天穿什么去上班，那说明这个人对日子还是有盼头的，虽是网络笑谈，但也不无道理。开头这一段描写，与后面整篇的气质有些不同，一群拉脚儿师傅围火取暖，被描写得极具神圣与美感：火焰、蓬勃的热量、太极、光的折射、波动的轮廓…… 班宇的笔触，将日常行为幻化为梦境——

每天早上六点出门，不锈钢盆接满温水，仔细擦一遍车，然后把头盔扣在后座上，站在轻工街的路口等活儿，没客人的时候，便会跟着几位同伴烤火取暖。他们在面前摆一只油漆桶，里面堆着废旧木头窗框，倒油点燃，火苗一下子便蹿开去，有半人多高，大家围着火焰聊天，炸裂声从中不时传出，像一场贫寒的晚会。他们的模样都很接近，戴针织帽子，穿派克服，膝盖上绑着羊皮护膝，在油漆桶周围不停地跺着脚，偶尔伸出两手，缓缓推向火焰，像是对着蓬勃的热量打太极，然后再缩回来捂到脸上。火焰周围的空气并不均衡，光在其中历经几度折射，人与事物均呈现出波动的轮廓，仿佛要被融化，十分梦幻，看得时间久了，视力也恍惚起来，眼里总有热浪，于是他们在放松离合器后，总要平顺地滑行一阵子，再去慢慢拧动油门，开出去几十米后，冷风唤醒精神，浪潮逐渐消退，世界一点一点重新变得真实起来。

在这样辛苦平淡，努力会有回报的开场中，出现了一个“异类”——足球狂热者肖树斌，他也是下岗潮中的一员，但他和大多数务实者不同，小说里迅速建立起了他的人物肖像：从不缺席海狮队主场比赛，在人群中手持一杆大旗，呐喊领唱，戏剧化的悲壮。经历了下岗潮的父辈们，内心的伤痛与苦闷却被隐藏得很好，有的简单收拾一下就开始寻找新的营生，有的可能看似亢奋的状态下，却从此再也站不起来，肖树斌大概就是这样一个缩影，在铁西区的体育场里，有无数个肖树斌，将对足球热情疯狂的释放成为解救生活的良药，热情和狂欢，与残酷现实下的痛苦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此后的两三个月里，每逢沈阳海狮的主场比赛日，肖树斌都会坐我爸的摩托车去体育场看球。有几次还拎着一柄长长的旗杆，旗面在前端卷折起来，肖树斌坐在后面，将旗杆斜着提至腰间，远看像一杆红缨枪，到体育场门口后，他翻身下车，劈开双腿，舒展大旗，迎风一挥，开始吼唱队歌，缓步入场，他的嗓音低沉而怪异，旗子上写的正是其中两句歌词：我们的海狮劈波斩浪，我们的海狮奔向前方。

记得去年，班宇与其他东北青年作家一同参加某个文学对谈，几位创作者言谈都相对平缓内敛，直到聊起足球，聊起当年东北人对于足球的集体记忆，氛围明显热烈了起来，甚至到主持人不得不委婉提醒话题，从足球回到文学上来，几位创作者才意识到大家已经聊嗨，由此可见，足球对于一代人的意义非同小可，它承载了太多群落、集体、青春的意义，通过足球，不同的人聚在一起，生出激动人心的神圣感。

而”体育场”这一元素，也比较经常出现于班宇的小说，在现实中，铁西区体育场是重要的城市地标，见证着当地的工业发展，寄托着好几代的工人精神。体育场不仅是时代元素，也是小说中人物逃离现实的避难所。

那天比赛结束之后，肖树斌死活不让我们回家，非要请客吃饭。我们跟着他来到球场附近的一家饭馆，肖树斌将旗杆贴着墙根放好，举着菜单问我爱吃啥，我说啥都行。他点了一盘尖椒干豆腐，一盘溜三样，一锅脊骨炖酸菜，又拌了个老虎菜，并叮嘱老板要往在上面多倒点儿辣椒油，然后他拿起两个扣在桌上的口杯，跑到后厨里接回来两杯白酒，跟我爸说，尝尝这个，绿豆酒，纯粮食酿的，不缠头。肖树斌情绪高昂，手舞足蹈，话也很密集，先是跟我爸聊本场比赛的战术安排与球员表现，又对后面几轮海狮队的整体形势做了一些预判分析。两杯白酒下肚，球场上的事情已经聊尽，我爸问他，我看你好像没跟孩子一起住。肖树斌说，离了，孩子跟他妈呢。我爸说，那你活得挺自在，看球喝酒，一人吃饱全家不饿，没有负担。肖树斌说，咋没有负担，赡养费每个月得给吧，你是不知道，孩子踢球开销也很大，买断给的那点钱花得也不剩啥了。我爸说，你那是不愿意干，你有做饭的手艺，不怕找不到活儿。肖树斌听后很高兴，说道，这个问题你看得挺透，真的，那是我不爱干，不愿意遭那份罪，我要是爱干，那还能有别人啥事，比方说吧，这干豆腐炒的，就不合格，勾芡之前必须得挂上老汤。我爸说，那还说啥，放了老汤味道就是不一样，不早了，再喝瓶啤酒漱漱口，然后我得回家了，孩子明天还要上学。肖树斌从上衣的口袋里掏出烟盒，抖出两根烟，递给我爸一根，自己也点上，深吸几口，将烟灰弹到桌子底下，说道，着啥忙，回去也没事儿，提起做饭这方面，我有几道拿手菜，你记得前年的三驾马车么。我爸说，有印象，朝鲜过来的三个外援，特玩命，场场踢得头破血流。

对于足球，肖树斌不仅自己狂热，也让儿子也加入球队，不惜奔波操劳，花钱走后门，因为他希望儿子能帮他延续对足球的信仰。相反，小说中“我”的父亲的信仰则更朴素现实，只因现实的压力让其步履艰难，追求稳定的物质生活成为生命重心。小说中的人物设置也值得玩味，肖对足球的热爱，简单又偶然，不仅本来就喜欢，恰巧又当过沈阳海狮队的厨师，这感情就莫名地延续下来并且生根发芽了，大多数人也正是基于这种偶然而获得信仰的，尽管在外人看来有几分心酸。

大概半个月之后，有天我放学回家，发现肖树斌正坐在我家的阳台上喝酒，他侧着身子，手里举着筷子，满脸通红，唾星飞溅，朝我爸比划着说，这么大一个金镏子，给送过去了，就他妈让踢十五分钟，黑不黑。我爸说，没办法，培养特长就是费钱。肖树斌叹了口气，双手抱着脑袋说，这教练，太现实了，不塞钱就不让上场，一点办法也没有，真的，一点办法也没有。我爸说，都理解，我这不也一样，咬牙坚持吧，你再想想办法吧。肖树斌看了我一眼，说道，你儿子回来了，没事那我走了，别耽误他学习。我爸说，有空再过来喝酒。肖树斌走之前，笑着跟我说，给你买小食品了，在屋里呢，得好好学啊，不能辜负你爸。我爸说，快说谢谢。我说，谢谢肖叔。肖树斌离开之后，我和我爸隔着门听他下楼，拖鞋趿拉在楼梯台阶上，发出清脆的声音，一层又一层，他走得很慢，仿佛不知道接下来的一步要迈向何处。我问我爸说，他咋来了呢。我爸说，推不走，来借钱的，赡养费给不起了。我说，前几天我看见他儿子了，在东药宿舍那边。我爸说，哦，他干啥呢。我说，跟他爸站在外面唠嗑。我爸自己补了口酒，说，哦，没进屋呢。我说，不知道，后来我看见他儿子上去卷他一脚。我爸愣了一下，说，然后呢。我说，然后我看见肖叔被踢到的那条腿打了个弯，他一只手扶着那条腿，栽着肩膀不停地说着什么，那条腿后来就那么弯着，再也没直起来。我爸听后想了想，跟我说，搞体育的，可能脾气都不好，你回屋写作业吧。

故事的前半段，将父亲和肖树斌这两条人生线，缓缓地推进着。肖树斌看似整天不做正经事，但一点没耽误他享受生活。“我父亲”则脚踏实地总想着为妻儿努力，可现实就是这么残酷：我母亲病倒了。班宇对于这条线的叙述，没有太多主观情感的正面描述。

这对于我家来说，无疑是个巨大的打击。我爸措手不及，每天东跑西走，骑着摩托出门借钱，亲戚基本求了个遍，打了一沓白条，拉脚儿的朋友也给凑了一些，最后总算把钱攒齐。做手术那天，我和我爸在门外站着等了很长时间，他把派克服盖在我身上，让我眯一会儿，我坐在医院的塑料椅子上睡不着，看着很多人推进去又推出来，门外的人们互相小声地说着话，空旷的走廊将这些低语来回反射，使其变成嗡鸣，庞杂而喧哗。我爸也在走廊里出出进进，一根接着一根地抽烟。护士把我妈推出来时，大声喊家属，我爸正好不在，我朝着走廊喊了好几声，也没听见回应，外面太冷，我赶忙先把床接过来，准备自己推回病房。那张床很有分量，底下的滑轮也有些故障，我推得很吃力，滴流瓶子摇晃一路，手术床还磕到电梯门上，咣当一声，我妈的脑袋也跟着一晃，我爸这才匆忙从后面赶来，满身烟味，我当时十分恨他，情绪很激烈，差点儿也卷他一脚。

但这样的困境中，“我”家唯一赚钱工具被肖树斌“借走”，父亲还是不肯接受现实，仍心怀善意地说服自己，甚至期盼某天起床后就发现车子被还回来了——“我”对这样近乎自欺欺人的想法，下了一个结论：“这样的事情并没有发生，或者说，类似的事情在我们身上从来没有发生过。”这句话可能才是全文中，让人真切感受到寒气逼人的“肃杀”之感。

我们都很意外，我妈住院期间，肖树斌还来探望过一次。他好像瘦了不少，白衬衫很不合身，仍趿拉着拖鞋，拎来半盘香蕉和一塑料袋国光苹果，坐在板凳上，低着脑袋，双手无处可放，讲话前言不搭后语。肖树斌先是发表一通对于医疗制度的看法，然后问我爸，弟妹恢复得咋样。我爸说，还行，再过几天就能出院了。肖树斌又问，能走医疗保险不？我爸说，能走一少部分，用的药里有很多都需要自费。肖树斌说，那你看看，医院就赚这份钱呢。我爸问他，没办法，有病不能不治，你找工作没呢。他回答说，出去找了，没找到，试了几家，都不行，我这大锅饭手法，饭店不爱要，还是不行，不够细致。我爸说，别着急，慢慢来，最近去看球没有。肖树斌说，球是必须得看啊，最近几场都关键，保级大战，没想到，买了好几个外援，最后还要在保级线上挣扎。临走之前，肖树斌从裤兜里掏出皱皱巴巴的五十块钱，掖到我妈枕头底下，我爸上前阻拦，说，心意领了，钱不能要。肖树斌说，给弟妹的，多少就这点儿意思，买点营养品补一补。我爸再三推辞，但肖树斌仍十分坚持，最后我爸只好收下来。我爸把肖树彬送出门，肖树斌在走下楼梯之前，转头跟我爸说，还有个事情，想跟你研究研究，你看方不方便。我爸说，你直说吧，只要我能帮上忙。肖树斌说，这几天你要是不用摩托的话，借我骑几天，我去看场球，另外，可能还要带儿子出门一趟，当郊游了。我爸犹豫了一下，有点勉强地说，也行，我倒是不骑。肖树斌说，就借三天，到时候加满油给你骑回来，保证原封不动。

在车被肖树斌“借走”后，有一段环路电车灾难的场景，看似突兀地插进来。这是故事中第二次出现“火”，从开头人们报团取暖的希望之光，变成迅速毁灭一切的灾难之焰。也是从这以后，肖树斌消失了。父亲四处寻人未果后，他想不通，人怎么能这么轻易就放弃热爱的事物呢？当现实陷入寒冬，精神无处栖居。

第二天，医生通知我们可以准备出院，中午时候，我爸在楼上帮我妈整理行李，找大夫开药，我捧着不锈钢碗去食堂打饭，路过医院的大厅时，发现很多人都在往门外跑，有大夫和护士，也有穿着病号服的患者，他们有的跑得十分快，像在冲刺，有的身体不便，缓慢地挪动步伐，但神色却十分焦急。越来越庞大的人群开始向外涌动，不知不觉，我也变成其中一员。我被人群簇拥着走出医院，外面正下着小雨，温热的雨水落在地面上，很快又蒸发掉，不留任何痕迹，随着他人的目光，我望见马路对面有阵阵黑烟上升扩散，蓝绿色的火焰缭绕，如同闪电一般迅疾而易逝，铁的骨架在其中若隐若现。半空里火花闪现，雾气之中有触手一般的阴影来回甩动，惊恐、凄厉而无助的喊叫声也从中传来，无法分辨性别，我们所有人在路的另一侧沉默地注视着，灾难在眼前一点一点变得具体起来。消防车赶到的时候，我已经能分辨出来那是一辆无轨电车的骨架，越来越多的雨水被蒸发掉，烟尘浓重，十分呛人，哭声停止了，更多的乌云从远处席卷而至，声势浩大，人群仍旧没有散去，像是凝滞在这场雨中。新闻报道说，环路电车辫子脱落线网，正好搭到高压线上，辫子的牵引绳瞬时燃烧，车里的集电器发红，车内乘客毫不知情，抵达站点推门下车时，当成被高压电击倒在地，瞬间烧焦死去，总共六个人，在车门口有序地排成一行，像活着的时候一样。我心想，原来是六个人。当天很多围观者都在查数，踮脚默念，瞪大眼睛去分辨烧焦的白骨，有人数到四，有人数到五，烟尘不断袭来，他们揉揉眼睛，咳嗽着，重新查数。

面对丢了魂的父亲，“我”作为叙述者，始终以日常生活的理性视角，与父亲的颓靡形成张力。在一些学者的眼中，《肃杀》是一篇典型的以“子一代”视角讲述“父一代”的故事，《肃杀》是如此，《盘锦豹子》和《空中道路》也是如此。这种“父子关系”，不仅存在于故事中，更多投射了创作者现实的身份和眼光。

当天晚上，我爸进门回家时，带着浑身的酒气，脸色很不好，我问他怎么又去喝酒，工作找到没有，他没有回话，直接走回屋里。我看见他的腋下夹着我补课用的公文包，那个包比我用的时候显得要旧一些，表面上面多了几道白印，里面装得鼓鼓囊囊，他将公文包很小心地收到衣柜深处。我觉得很奇怪，便趁他不注意时，假装去柜子里取衣服，伸手摸到那个公文包，其质地坚实，轮廓突出而危险，甚至能感受到皮革下面隐藏着的冷硬与锋利，这让我想起了在医院时听到过的那则新闻。 那段时间里，我爸每天出门很早，非常固执地去寻找肖树斌和那辆尚未归还的摩托车。他凭借酒后残存的记忆，先是去往肖树斌儿子所在的体校，在门口来来回回地走，一辆一辆检查外面停放着的摩托车，他想，那或许意味着三十分钟的登场时间，同时，那也是他第一次知道，体校里也并非个个人高马大，也有毫无精神的孩子，像他的儿子一样，病恹恹地在操场上跑步，一圈又一圈，步伐沉重，胳膊毫无力量地垂在两侧。他在校门口搜寻未得，又跑去车库和教学楼里，警卫问他是谁，来干嘛的，他也不说话，夹着公文包快步翻墙离去，警卫在后面追赶，追到一半停下来，他不敢放松，仍继续疯跑，直至筋疲力尽。

就在读者也要跟着放弃的时候，肖树斌再次出现了。他并未放弃信仰。那段描写像一场祭祀，像一场梦，更像热血战士肖树斌即将发起最后一次冲锋——肖树斌摇动红旗，球迷们唱起歌，“就像一场虔诚的祷告。”班宇在小说中表现了一代东北人的困境， 但他们的生活也绝非毫无生机可言，恰恰相反， 故事里的主人公常常会在困顿之时迸发出生命的尊严、 力量与诗意， 摇旗呐喊的肖树斌便是其中之一：他已身处困顿， 却充满了逃逸的冲动、 突围的能量和对自由的渴望。 而置身于狂热的人群中、静默不语的我和父亲，则是另一群沉默的大多数……

我们坐的是即将报废的无轨电车，自从那场事故之后，全部无轨电车都要停掉，这辆车也不例外，正在履行它的最后几次使命，它庞大而破旧，慢吞吞地行驶，两条长长的辫子拖在半空上，在立交桥底下盘旋、绕转，车厢四面漏风，震颤得很厉害，街道在闪光，无轨电车经过两侧的饭店、练歌房和洗浴中心，几处商铺正在翻修，门口堆着新鲜而潮湿的沙土，我爸站我在身后，扶着栏杆，一言不发。那天刚刚下过一场不小的雨，我们虽然在车里，但也能感受到空气正一点一点变冷。无轨电车走走停停，走到两洞桥附近时，开始剧烈颠簸，雨后的桥底遍布泥坑，车辆由此经过，起起伏伏，像是开在弹簧上。两洞桥上方还经常有火车经过，拉着树木或者钢铁，从更北的地方缓慢地开过来，防雨布随意地铺在上面，每次过火车时，底下的桥洞里便轰隆作响，仿佛即将坍塌一般，那天就是在这种巨大的轰鸣声之中，我们再次见到了肖树斌。肖树斌在桥底的隧道里，靠在弧形的一侧，头顶着或明或暗的白光灯，隔着车窗，离我咫尺，他的面目复杂，衣着单薄，叼着烟的嘴不住地哆嗦着，而我爸的那辆摩托车停在一旁。十月底的风在这城市的最低处徘徊，吹散废纸、树叶与积水，他看见载满球迷的无轨电车驶过来时，忽然疯狂地挥舞起手中的旗帜，像是在冲锋。我相信我和我爸都看见了这一幕，但谁都没有说话，也没有回望。我们沉默地驶过，之后是一个轻微的刹车，后面的人又都挤上来，如层叠的波浪，我们被压得有点喘不过气来。

也许，肖树斌只要还活着，他的足球梦就也还活着。哪怕经历过下岗、再就业无望、背信弃义等等黑暗的时刻，这些都打不倒他。不过，班宇留给读者的却是一个开放的疑惑：不知道肖树斌得知儿子放弃足球后，会是什么感觉呢？他那双摇大旗的手，会终于放下来吗，他那充满热情的眼神，会暗淡下来吗……

我没有告诉我爸的是，那年冬天里，我在东药宿舍附近总能看见肖树斌的儿子，那个曾经的主力前锋。他皮肤白皙，长相很凶，看起来倒并不比我大几岁，个子虽然还是没有长起来，但已经有女朋友了，两人住在一起，形影不离，十分亲密。那时在他身上看不出任何运动员的气质，大概已经不在体校继续踢球了，每天只是穿着一件很长的羽绒服，跟女朋友搂在一起走路，他们踏遍这附近的每一个角落，街道、铁路、市场、花园，有时候拎着白菜或者方便面，有时候两手空空。他的女朋友很瘦，半黄的头发扎得很高，经常化很浓的妆，爱穿一条绷得很紧的黑色皮裤。有一次下着很大的雪，我看见她低着头迎面走来，独自一人，穿着过时的旧毛衣，瑟瑟发抖，毛衣上的亮片散发出黯淡的光泽；她单手捏紧松垮的领口，双唇紧闭，眯着眼睛，每一步迈得都很艰难，忽然一阵冷风吹过，树上的大片雪花落在她长长的假睫毛上，那一刻，我觉得她真是好看极了。